很多人说，龚太平可能是武汉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武科大”)最“富有”的老师。

　　200万张学生照片，塞满4台办公室电脑的内存，备份用去10个2000G的移动硬盘。3700份DVD光盘、500多盘录像带，挨个编了序号，龚太平退休时一打包，把它们整齐地码在4个大纸箱里，贴上标签堆在家里的空房间，乍一看，像是被密封的藏品。

　　先后有1.5万余名学生走进他的镜头，“整整40年的大学生校园记忆。”

　　龚太平的办公室墙上，是一张挨着一张的校友毕业聚会合照；桌上摞着好几本厚厚的相册；电脑上还接了两个移动硬盘，存的都是学生照片。

　　有人来拜访，他会引着先从墙上的毕业同学聚会照看起。如果问起照片里校友，64岁的老教师能说出校友的名字，当年就读的班级，现在的工作单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成千上万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而在湖北武汉，一个医学院老师，也是从这年开始拿起相机，记录起每届大学生的笑脸和属于他们的时代烙印。

　　40年，高等教育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一切都浓缩在龚太平的镜头之下，也改变着他的人生。

　　龚太平不像个64岁的退休老人，说话语速超快。背出勒痕的双肩包里装着相机，塞满电池和数据线。

　　在龚太平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学生拼命学习，不上课就自习，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书，渴了就跑到水龙头底下，伸长脖子喝自来水；胆子大的女生，上完解剖课，把搬得动的头颅骨、四肢骨扛回宿舍，琢磨人体的构造；中国女排连胜时，一群人在校园里欢呼、奔跑，有人拿着解剖室里的骨头把脸盆敲得震天响，棉被甩起来，棉絮从窗户簌簌地成片落下。

　　“如果把学生生活、校园点滴用照片记录下来， 过个二三十年再拿出来，会非常漂亮。”20岁出头的龚太平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

　　他买不起相机，只能厚着脸皮借来学习；花了2角钱买本《摄影的基本知识》，去照相馆和摄影师交朋友，偷偷地学了些技术。

　　没有暗房，他用两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夹住底片，躲在被窝里，等阳光足了，一掀被子，嘴里数着“一秒、两秒、三秒……”，凭感觉控制曝光时间。

　　后来有了实验室，他试着将细胞染色体成像技术用在人像上，配置药水，控制用量，摸索了一段时间，能像样地把照片洗出来。

　　1986年，龚太平第一次拿到专属自己的相机。严格来说，那是研究室显微镜上摄影机器的镜头，取下来，组装好，凑合着也能当相机用。

　　为此，他还提前跟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觉得，有人拍校园也是好事，准了。

　　实验室以外的时间，学生和照片渐渐成为龚太平生活的轴心。

　　第一张留存的黑白毕业照上，3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场上，背景是3层教学楼。

　　走到哪儿，他的相机都背在身上，为学生摄像、录影。一路拍下来，可以给学生做本5年大学生活相册。100多页的册子，按照时间线，清楚地罗列出故事：班级联合烧烤、迎春晚会、第一次实习……龚太平埋头选片、制图，常常一抬头才发现外面漆黑一片。他把被子搬到办公室，累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总能抢在毕业前夕，将光盘、纪念册无偿送给学生。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学校有个爱拍照的老师。

　　学校有活动，宣传部总记得给他打电话，他背上相机包就赶过去。有时，没人邀请他，他知道有活动，也去。很多学生都记得拍毕业照时的一个场景：学校请的专业摄影师在正中位置拍，龚老师的三脚架支在旁边，也拍。

　　有校友打趣：“感觉没有龚老师的活动，都不像活动了哩。”

　　有班级专门邀请他去拍毕业照，他特高兴。架着三脚架，看镜头，对着上百人的队伍高喊“右侧的同学再左移一点，好”。一会儿，声音又提高了几个分贝，“有的同学表情咋那么严肃，是不是龚老师欠了你们300斤大米没还哩。”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临别前聚餐，同学搭着肩，互相爆着对方在大学的糗事，玩笑打闹间，眼泪不知怎地突然就滚了下来。龚太平举着相机，红着眼，拍着学生们彼此告别的画面，边哭边拍。

　　校园，在照片中以可见的速度蜕变着。从毛坯房迁到新大楼，从土足球场变成塑胶跑道。龚太平的相机从胶片机换成数码相机，照片由黑白变成彩色，还专门添置了打印机。

　　所有的照片，他都会仔细注明拍摄时间、内容，归类整理在硬盘、电脑里。有时碰见其他老师丢的照片，他也收集起来。

　　摄影展慢慢也办了起来。龚太平整理、排版，联系厂家，把照片都印在展板上，自费办了10多次。最热闹的时候，吸引了上千人来观看。他还制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校友回来了送，学生来了也送。

　　一次，校长接待从德国飞过来的导师，谈话间想起了他，跟身边人说“赶紧给龚老师打电话，让他过来帮忙拍个照，把他做的明信片也带过来”。

　　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当一张张照片被摊开、细细欣赏的时候，龚太平看到了高校教育改革中，最鲜活的“鲤鱼跳龙门”的样本。

　　1999年，高校扩招。有资料显示，到2005年，农村大学生人数翻了6倍，首次超过城市学生。

　　在1999级的毕业照里，龚太平认出了本科8班的李强(化名)。这个来自湖北仙桃的农家子弟，每到暑假就早早赶回家，帮父亲摘梨子。父子俩把一筐筐梨子运到镇上卖，挣了钱，谁也舍不得花，全留着交学费。李强工作后，没两年就考上研究生，留在省里一家三甲医院。

　　福建小伙子张明(化名)也抓住了时代的机会。他父亲卖猪肉，母亲务农。最难的时候，家里连1个月的生活费也凑不上。5年时间，除了上课，他就窝在实验室、自习室、图书馆，拼命汲取知识。12年后，龚太平在学生婚礼上遇见他。他已是福州一家医院的外科骨干，娶妻生子，在繁华地段买了房。照片上那个腼腆的农村孩子踪迹全无。

　　“寒门出贵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点开一张张毕业照，龚太平有些自豪，“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人叫什么，去了哪儿我都知道，几十年的积累都放在上面呢。”

　　一次经历，让龚太平开始观察到照片背后更深层的教育问题。

　　大一新生于欣(化名)刚结束军训，父亲在煤矿遭遇塌方，不幸遇难。龚太平整理了于欣军训、学习的照片，最珍贵的一张，是开学时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照片里，父亲穿着深色的衬衣，提着装满棉被的大箱子，弯着腰陪在她身边，耐心地等她办入学手续。

　　待于欣处理好父亲后事返校，龚太平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递上3张照片，“这2张照片给你和妹妹，上面有你的父亲，另外1张送给你妈妈，你和妹妹都在外读书，让这张照片替你陪着妈妈。”

　　把手放在和父亲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上，于欣哭了。

　　龚太平翻遍了学生档案，发现班里有半数学生都曾有留守儿童经历。他以记录者的姿态做了次尝试，给96位父母寄“家书”，手写了96封信，记录学生点滴，还给上百个家长打电话。也因此被质疑：这老师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临近退休，学院觉得没人比他更熟悉校友，于是返聘他为校友办负责人。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但他觉得很幸福，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关的事。

　　2018年暑假，为筹备医学院校庆工作，64岁的龚老师在25天里打了1000多个电话。最累的时候，腿肿得吓人，都没力气去开办公室的门，把他惊出一身冷汗。

　　2018年10月26日，学校120周年校庆。他为回家的校友制作了照片集，用透明袋子仔细地装着。

　　学生们的回忆拼凑出这样一些细节：龚老师几乎不旅游，周末、节假日最爱办公室；吃饭就去食堂，一顿饭几元钱就打发了；一双皮鞋，一穿好几年；有一次去看校友，返程要打车，一摸口袋只有10多元零钱，还是院长临时救了急……

　　但“穷老师”时刻注意把办公室拾掇敞亮，衣服穿得整洁，还在会客桌上自制的纸盒里插上几朵鲜红色的假花。

　　他总担心有校友回来一看，“哎呀，龚老师怎么老得不像话了。”

　　有校友评价他：“热爱母校，对学校有远超乎他人的深厚感情。”2011级临床医学班班长陈维用“博爱”来形容龚老师，“他不只对自己的学生好，对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好。遇到来学校游玩的校友，也帮他们拍照，再发邮件给他们。”

　　但这种不求回报的集体价值观，和这个时代一对比，总是反差很大。

　　40年来，他对自己的总结是：对得起良心，没有任何私欲，也不占任何便宜，总是希望能将学校的风景和文化展示给学生，给客人。

　　他觉得，不是自己管得太宽，是社会价值观变化太快。“找人监考，第一句话上来就问有没有钱。好像没有钱，这个事就不会有人去办”。

　　“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坚持这种价值观呢？”谈到这里，他目光紧缩，叹了口气，身子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是很孤独”。龚老师看着手中的茶杯，脸上露出了与年龄相应的暮色与松弛。

　　忙完校庆那天，是个阳光正暖的下午，微信群的消息一直响个不停，校友不停地刷屏：感谢龚老师，感谢学院，感谢母校。回家真好。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也不作声，一连看了几个小时，脸上写着满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