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新闻事件引发了人才观念的热烈讨论——一个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身份落户上海；另一个是原籍安徽阜阳的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不仅在杭州购买首套房可获得100万元补贴，还能在医疗保健、子女就学、车辆上牌等方面享受照顾。

　　这两件事引发社会关注和思考：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究竟什么样的人算人才？现代中国社会的人才标准有什么样的变化及影响？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标准都有着特定时代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比如，唯文凭论。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匮乏，急需一批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现实中，大批有能力、有才华的专业技术人员受阻于条条框框、论资排辈的限制，难以出头，文凭成为挖掘、评价、使用人才的重要标准。文凭作为一个简单判断工具，能在特殊时刻解燃眉之急，而随后的发展却成了社会进步的某种障碍，有才能、有技术却没学历、没文凭的人往往被排斥在人才队伍之外，甚至一些用人单位将文凭和学历奉为圭臬。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思想上、行动上的惰性，以文凭和学历作为筛选人才的门槛是最省时省力的操作，但并不是科学、严谨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方法。

　　再如，唯“海归”论。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体系，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海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不断被引入国内，一些学成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时间，“海归”成为人才的代名词，但凡是留学归来，无论真实能力如何，都能得到重用。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科研技术人员总是“高人一等”的局面，至今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甚至仍然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衡量、评价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两种人才标准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全面挖掘、评价和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对人才的判定不应该拘泥于某种特定条条框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人才标准。

　　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有几种视角可以借鉴。

　　第一种视角是功能性视角，就是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一些职业群体是社会运转所不能或缺的，他们对保障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即便有一些职业群体看上去微不足道。最典型的是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前者维护着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后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城市“红细胞”。这些看似底层的职业群体在常规标准中被认定为人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是社会欠他们的一个公道。

　　第二种视角是贡献论，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看哪些职业群体做的贡献最大。不少人认为，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提升，被评定为各类人才的比例也比较高。李佳琦之所以能被上海当作特殊人才引进，不仅是他的职业属性，还有其作为公司大股东的影响。但现实中，有一些贡献很大却被忽略的职业群体，比如教师，他们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重任，但是因为社会贡献被评为人才的概率估计要远远低于耀眼的企业家。

　　第三种视角是不可替代论，就是在任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的职业，比如医生，这一点恐怕让所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国人都深有感悟。不单单是社会中每个人都难免出现头痛脑热，而且在面对疫情肆虐的生死大考面前，一个钟南山院士就让十几亿中国人感受到了医生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此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大概绝少会有人持异议。

　　回过头再来看李佳琦和快递小哥被评为特殊人才，无论是何种标准和何种视角，这样的事件印证了整个社会的开放度、包容度、多元性在不断增加，也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变化。

　　我们可喜地看到，人社部对职业和工种的调整增加了直播主播和快递小哥。对职业、工种、人才标准的动态调整，是中国社会韧性和弹性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尊重任何一个底层的职业，也不能不重视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职业。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占据不可或缺职业岗位的人，都值得社会给予其人才的称号。

　　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年轻人都去当网络主播，都去做快递小哥，重要的是应让公众知道，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不拘一格评人才”，即摒弃文凭、海归等僵化、惰性标准，用科学、客观的标准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崇尚知识、专注技能的人才观。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