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召开专题座谈会，专门研究部署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今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教育部此举指向明确，是因为近年来许多大城市在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中出现的“择校”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到了非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来抓不可的地步。

　　为何大城市的“择校热”高烧不退?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教育部门外部的权力介入。权力介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人所共知的“条子生”与“共建生”。

　　近年来，每到招生季节，大城市的名校校长们几乎都会做一件相同的事——“躲”。他们在“躲”什么?为什么要“躲”?对此，一位名校校长叹起了“苦经”：“一到招生季节，通过各种渠道递过来的‘条子’接到手软，手机根本不敢开，实在没办法时，只好再配一部手机，号码只有学校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所谓的“共建生”，是指一些手握一定权力的单位，以支持教育、帮学校解决实际困难为名，与名校签订共建协议，或给资金，或给项目;作为回报，学校每年给予该单位一定数量的录取名额。夸张的是，有的单位一次性就能拨出一笔巨款为学校建一栋楼。

　　不管是“条子生”，还是“共建生”，其本质都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少数人服务。“条子生”因权力介入的痕迹过于明显，只能暗箱操作。对此，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多少还有些顾虑。因而近年来，一些名校接收的“条子生”明显减少。可与此同时，与名校“共建”的现象却有扩大之势。与“条子生”相比，“共建生”是打着支持教育发展的旗号，不少单位在与名校共建时，便没有多少顾忌。更有甚者，共建时还搞仪式，请媒体来报道。当然，公开报道中是不会提及学校为该单位单独预留录取名额之事的。

　　外部权力介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搅乱了正常的教育生态。它的危害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择校热”推波助澜，加剧教育不公。在“权”的作用下，和其沾边的少数人的子女能够拥有优先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将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与分层固化，进而影响社会和谐。

　　二是导致资源向少数名校集中，人为拉大校际差距。我国长期以来人财物等公共资源本就向名校倾斜，薄弱校优质教育资源本就稀缺，继续为名校“添砖加瓦”，只会让学校间的不均衡加剧。

　　三是极大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形象，更助长社会的不正之风。近年来，时有名校收取巨额择校费的传闻，尽管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非教育本身所能决定，但教育的形象已然受到极大损害。

　　权力介入招生的危害性如此之大，早该下大决心治理了!

　　然而，治理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是个老大难问题。择校是居民的权利，家庭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的愿望无可非议。家长一定要择校怎么办?

　　可行的办法是，择校找民校。教育部门应当支持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和效率，让有额外教育需求的家庭，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从根本上说，政府更应下大力气缩小区域内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以及师资等方面的差距。

　　不可否认的是，省区间、县市间、城乡间基础教育均衡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有赖于区域间、城乡间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前，要治理“择校”问题，既要靠有关部门、媒体及公众多方齐监管，将相关学校的招生及财务状况公示、公开、透明，也要靠政府部门主动约束自身的权力，带头不“择校”，也不帮他人“择校”，更不能借“共建”之名，行“择校”之实。安徽铜陵等一些地方之所以能成为没有“择校”的城市，原因之一就在于治理“择校”过程中，当地领导没有给教育局塞过一张条子，教育局的班子成员也相互约定不批一张条子，并互相监督。

　　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只能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否则就是权力腐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允许收费择校，也不允许权力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