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出台政策，对应届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采取更为严格的年龄限制，原则上要求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针对质疑，相关部门的解释是，超出年龄的毕业生只要是北京急需紧缺的高素质人才，仍可按引进人才渠道和标准申请办理引进落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急需的呢?如何界定急需紧缺人才?

　　笔者认为，公平竞争是人才发现机制的关键。人才的发现应通过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双方的匹配完成，匹配的过程就是自由、充分、公平竞争的过程，而竞争既来自劳动力的供给方(求职者)，又来自需求方(用人单位)。一个人在供给方的竞争中占优，同时又得到需求方的争抢，可被视为急需紧缺人才。一个25岁的本科生是否就比24岁的更差?一个“211工程”院校的毕业生是否就比其他院校的更好?一个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与一个航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谁更紧缺?人事教育部门、高校甚至用人单位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只有通过更广泛的公平竞争才能发现人才。毕业生之间的竞争体现个人能力，用人单位之间的竞争体现需求特征，在公平竞争和供需匹配中最终会找到一个既有能力，又符合单位需求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急需紧缺的。

　　表面上，毕业生落户政策限制是人才引进机制问题，但实际上涉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北京户口背后依附着教育、就业、社保、住房等诸多福利价值。近来年，北京出台的住房、汽车等限购令更是直接与户口挂钩。有人估算过北京户口涉及福利80多项、价值超过50多万元，这些诱发了进京指标买卖的寻租行为。如此高额且不断增加的户口价值，导致进京指标的稀缺性更强，落户政策限制便成了户籍控制的一种措施。

　　其次是人口资源管理问题。北京集中了全国的各种优势资源，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已突破2020年规划目标。管理部门据此认为，人口规模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要进行更为严格的人口调控，而落户政策限制实际上也是服务于人口资源管理。但“城市承载极限”是个相对概念，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个伪命题。东京有3600多万人，但城市并未瘫痪。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人口分布才是关键。

　　第三是政府管理体制问题。类似于各种限购令一样，一旦遭遇现实性问题和矛盾，政府部门就习惯性地采取短视但见效迅速的行政管制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要避免行政干预直接替代市场选择，人才引进首先应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信息、平台、引导等服务。包容被视为北京的精神特征，北京的大门应敞得更开，给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而这也应是“中国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