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辽宁大学法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徐石（化名）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学生宿舍不见其人，偶尔联系上他，伴着机器的轰鸣声，电话那头就会传来他低沉的声音：“我在干活儿，上班时间不让接电话。”

    今年暑假，徐石参加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他没有拿着调查问卷到处求人抽空填写，没有走马灯似地在农村挨家挨户找人聊天儿做调研，也没有扛着大旗进社区宣传法律知识。这一次，他悄没声地摸进广东东莞的一家知名电子工厂，当起了一名流水线操作工。

    “对‘血汗工厂’的理解从纸面上变成了亲身体验。”这段时间，徐石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没有双休日，只有不停地加班。拿着离岗证去上厕所的时间，成为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从2011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有50名来自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经过层层选拔，通过深圳蓝衣工人合作社进驻深圳、东莞的大大小小数十家劳动密集型工厂，在流水线上体验农民工生活。

    这一行动，被称为“一流的头脑往下走——大学生寒暑假进厂实践调研夏令营”。主办方希望借此培育一批对农民工有深层次了解的未来“高知”，并期待他们未来在更高层次上为农民工权益保护事业出力。

    与主办方的期待相对应的是，在流水线上作业20多天后，那些主攻法律、劳动关系、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大学生们发现，任何形式的维权努力在一些工厂的冷酷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从“我要教训一下这家工厂”到“但求顺利离开”

    从进入东莞工厂的第一天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专业大三学生小米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势来。凡事她都会比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儿，她还会列举出一连串法律条文，“这明显违法”。

    身边几个偶尔拿她逗趣儿的工友们恐怕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丫头“背景强大”。在蓝衣工人合作社提供的资料里，记者找到小米那份骄傲的简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武汉大学新闻学双专业，带领支教组100多位同学进行支教活动24次，领导部门11名干事将爱心社社刊《爱心小报》改版并刊印，领导劳动关系协调实验组8位组员在22天时间内做出一份长达40页的招聘方案，组建临时剧组打破传统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展示方案。

    小米进工厂前，3个刚刚离职的女孩提醒她“干活很累”、“辞工很麻烦”，她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她们：“我就不信这里还能把我给累死！我就要坚持到最后，然后在辞工的时候好好磨磨法律这把刀。”

    她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家工厂”。然而，近一个月下来，当教科书上的违法案例真真切切地一件一件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时候，她的心感到一阵阵“疼痛”，却无能为力。

    “明明知道违法，明明知道按照法律程序、条文应该要怎么做，最后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不停地发现违法，不停地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小米说，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上班和睡觉上，为自己维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次妥协的过程。

    生产组长给每人拿来一份加班申请表，小米明知不合法却只能乖乖签字；打电话向劳动局投诉，几句敷衍的话就把她给挡了回来；被要求义务加班，她又没勇气甩手不干。直到最后，决定辞工，她又不得不面对被企业克扣工资的窘境。

    离开工厂前几天，她在日记本上记下这样一段话：在厂里一个月，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斗志，只要能顺利离开并且拿回差不多的工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记者注意到，她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崩溃”二字。令她崩溃的不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加班，而是面对工友求助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伤，对自己无奈签字所展现出的懦弱的憎恶，对一个有几百名90后年轻人却“死一般寂静”的工厂的惶恐。

    辞工风波

    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每一名进入工厂做工的大学生在离职时都遭遇了“辞工风波”。与对法律知识几乎一窍不通的90后工友相比，在企业对辞工者侵权的问题上，懂法的大学生们在为自己维权时，只是多了一个“依法挣扎”的步骤。

    “工厂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你们走了，谁来开工？”在与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对上话以前，济南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王琦（化名）已经手举劳动合同、装着满脑子《劳动法》有关辞工的规定，分别与生产班组组长、生产主管、部门经理、产品厂长等4人交涉过，这些人面对王琦带来的法律条文和解释“装作没听见”，“任我用各种方法，都对我视如空气”。

    王琦介绍，每个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都会被压在工厂，这也正是辞工难的最主要原因，“很多人为了走，只能自离（即不通知工厂，自行离岗旷工超过若干天，一般由公司制度具体规定，记者注），也就拿不到这3000多元工资了。”

    与人力资源部主管程女士的交涉颇为“神秘”，王琦被单独叫了进去，并且被要求不能带手机。在得知王琦是在进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并要撰写调研报告时，程女士松了口，“如果实在要走，就拿出开学证明或实践活动证明”。

    王琦的回答颇为“学院派”，“我可以提供活动证明，但是这却不是我必须要做的，我保留我的异议。”说这话时，她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些其实都是废话，要不是因为我身份特殊，如果是个普通工人，就算懂法，也根本不可能谈到这一步。”

    与王琦相比，山东理工大学广告学专业的王同（化名）在与工厂“说理无门”的情况下，校媒记者出身的她，选择“制造噱头吸引新闻媒体的聚焦”。

    在深圳地铁站，王同和几个维权无门的大学生一同身穿蓝色工作服，打扮成僵尸和瘸子的模样，用行为艺术的方式示威，“没有法律的保护，我们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瘸子”。

    “我要把我所懂的法律知识，都告诉工友们。”一个月时间，王同每天只要一有空就在宿舍开“法律讲堂”，拿着一本《劳动法》，她一条一条地给工友们讲解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权。她一度觉得，自己在火车上站了27.5个小时从山东到深圳，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就是教工友们维权。

    然而讽刺的是，待到离开时，她自己的合法权益都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主办方：能坚持做满一个月的人不到一半

    蓝衣工人合作社总干事何忠洲在每一期实践活动结束后，都会一对一地向参与者提问，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自己和工厂里的工人们有什么区别吗？”他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没什么区别”。

    “一流的头脑往下走”行动开展两年多来，何忠洲见多了学生们从“斗志昂扬”到“萎靡挫败”的改变，“这正是我们预计的结果，想让学生们看看现实有多么残酷，让他们重新认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

    何忠洲告诉记者，这项活动迄今共有200名学生参加，而其中能坚持下来，干满一个月的学生大约只有不到100人，“有的人在这里找了一圈工作，没找到就走了；有的人进工厂看了一眼不满意就走了；还有的人干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就走了”。

    与“坚持者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蓝衣工人合作社每期招收50人参加该项目，每次报名人数都超出预期。比如第一期，140人报名，但最后入选的50人中只有10余人坚持下来。

    据悉，蓝衣工人合作社仅负责对学生进行入职前培训，如告诉学生维权手段、农民工生存状况、调研要求等，具体到找工作等事宜，均由学生们自己结对，自行与企业联系、签约。

    “想让他们体验真正的社会调研。不是以一个机构的名义把他们统一派下去，否则会有特权、吃小灶之嫌，接触不到真正的工人生活。”何忠洲说，这种做法颇具争议，有的学校规定学生一律不准参加这个项目，但有的学校则非常支持，鼓励学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