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与科研产出会是怎样的关系?日前，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爱思唯尔集团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与其他三种国内外流动人才群体相比，“海归流入”即出国后回国的科研工作者，科研产出最高。

　　“这也为我们研究科研产出周期和人才流动模式提供了启示。”爱思唯尔中国区总裁黄有堃接受科技日报独家专访时说。

　　分析报告根据论文作者的流动动向进行界定，分为4种不同类型：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中国机构发表，而最近大部分论文在国外机构发表，就为“人才流出”(中国—外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国外发表，而最近论文在中国机构发表的话，他就属于“人才流入”(外国—中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发在中国，随后又出国发表论文，但最近发表论文又在中国的话，就为“海归流入”(中国—外国—中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国外机构发表，后来到中国机构也发了一些论文，但最近发论文是在国外机构，就界定为“海归外流”(外国—中国—外国)。

　　该报告是基于爱思唯尔Scopus电子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此数据库收录了从1823年至今约7000到8000种各类国际期刊数据，涉及全球范围内3000万作者以及他们论文发表时间、研究机构等信息。

　　报告根据论文作者的资历、产出取平均标准分数为1分，然后根据不同水平打分。结果显示，研究者的相对生产率(即相对于平均水平的科研成果产出)最高的是 “海归流入”这一群体，也就是早先在中国，后来去国外，最近又回到中国开展科研的研究者。他们的相对生产率高达2.25，而“人才外流”、“海归外流”和“人才流入”的相对生产率分别为0.92、1.18和1.34。报告同时显示，“海归流入”群体在整个数据库的作者中比例高达3.9%，而“人才外流”、“海归外流”和“人才流入”的比例分别占1.6%、0.5%和3.1%。

　　“从这个数据得出的判断是，政府应鼓励研究者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这样有助于他们结识相关科研领域的同行并建立良好学术关系。”黄有堃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这3000万研究者中，只在中国科研机构发过论文的研究者中有近75%没有去过国外，由于很少与国际同行交流，他们的相对产出率和相对资历普遍偏低，分别为0.74和0.81，即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当然，鼓励科研人才走出去有利也有弊。“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去国外的学者再回国，形成较大规模的‘海归流入’群体。”黄有堃说，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应该科学、定量分析科研工作者在发表论文的领域是否与国家发展态势吻合，然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开展国际化的创新性研究。在引进时不能只关注独立的个体，而要关注他们的论文合着者，要用学术圈子即团队引进的方式吸引他们回国。

　　报告还显示，中国论文发表数量自2003年较其他国家大幅增长。分析2007年至2011年的数据，中国在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单独领域表现突出，但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不具优势。

　　“中国如果要出版、发展新的学术期刊，可以从新兴发展的交叉学科或分支学科入手。”谈到中国学术期刊发展，黄有堃认为，我国学术期刊大部分由协会和科研机构主管，格局分散，没有形成经济规模，无法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因为很多期刊影响因子不高，造成中国科研工作者更愿意向国外投稿。“但是，中国学术期刊也有发展机会和潜力。如在发稿速度和针对性方面有优势，研究者会考虑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黄有堃说，中国学术期刊可以加强整合力度，让专业的出版机构提供高效服务，特别是加大在国际学术界的推广营销力度。

　　黄有堃介绍，爱思唯尔数据库ScienceDirect有10%的内容来自中国，以后的数据还会增长。“但不能否认的是，据统计，我们旗下期刊中国论文有80%拒绝率，与发达国家约60%的拒绝率还有一定差距。”他说，报告还显示，中国研究人员引用中国作者论文只占引用文献的18%，比例较小，这也说明中国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他最后建议：“政府应该从科研领域、教育培养、人才流动等多角度制定科研战略发展规划，通过科学评价和系统分析制定高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