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斯坦福的相关研究：“仅3%中国农村贫困生能上大学。”在这个语焉不详的结论中，我们无法获悉这项研究对“贫困”的定义，“大学” 是否指的是名牌大学，以及这项研究是抽样还是具有普遍统计意义的。不过，随着收入差距鸿沟不断加大，教育公平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是不争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主要是来自于体制，农村与城市分割，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积聚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近年来，农村与城市学生的起跑线已经明显不同，在信息社会里，城市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且认知能力明显要强一些(最近国内有这方面的抽样研究)。或许你会说，网络时代一上网什么都有了，农村网络普及率也很高，但是，大部分农民家庭收入较低，而且大学生就业难的事实令一些农民对教育投资产生疑惑。即使是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他们随父母进入城市后，也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小孩同等的教育机会与资源。

　　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那么就会阻碍社会流通通道，阻碍优秀人才被选拔以及为社会发挥应有作用。事实上，教育不公平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甚至至今仍依稀存在。教育不公平产生过程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很多国家寻求了措施进行矫正。比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美国采取了“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教育方面向黑人、少数族裔学生倾斜，由政府拨款,向少数人种、弱势人群实施各种倾斜政策，如规定弱势人群的入学比例、校车接送、经济援助等。

　　尽管近年来争议不断，但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肯定性行动”的再次肯定，认为其顺应了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从法律上保护了少数族裔的权益。坦白说，这种补偿教育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认为美国推进教育公平是基于其特殊国情的话，不妨再看看日本的实践。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非常注重教育自由化以及重视个性的原则，这些教育理念要求教育重视学生个性以及教育内容多样化。

　　很显然，教育不会自然而然地公平，教育公平的推进需要政府，它主要是一个政府行为。以中国而言，在农村需要确保义务教育，在尽快推出预算法的前提下，对教育需要加大投入。并且，积极切实的保障农民农地权益，确保这种最可靠的家庭收入来源。在城市，推动教育资源平等投入，逐步取消择校现象。推动教育公平最先做的事是保障起点与机会的平等。高考仍旧是目前较为公平可靠的考试机制，并且，在其他改革尚未突破之际，大学自主招生不宜过度放开，推进需要更严格的监督与透明化。教育平等不仅与人才选拔有关，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这也正是罗尔斯认为平等自由原则是公平理论中最基本要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