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加入到海外游学的队伍里，同时也有大批的学子学成回国。这些怀抱着赤子之心的“新归侨”是如何在国内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能量的?中国该如何吸引更多掌握高新科技，教育程度高的“新侨”归国?记者抱着这些问题专访了2001年从新加坡率先回国的中科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他坦言，海归人才最大的价值之一也是在于其国际化的观念，但也往往阻碍了其融入国内大环境。他建议建立“海外人才缓冲带”机制，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尽快适应飞速变化中的国情，使他们的一腔赤子之情充分发挥价值。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中国进行海外游学的?

　　黄维：90年代初，我离开工作学习14年的北京大学、随着海外留学的热潮走出了国门，选择了高速跨越发展、“小国家大智慧”的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的前后十多年间，我确定了“有机光电子学”这一前沿领域为研究方向，在几年间快速崛起、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成就，很多成果成为领域内的奠基之作。1995年4月开始，我协助美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材料学家SHIH Choon Fong教授(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创建了新加坡材料研究院，主持建设了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和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等领域的实验基地和科研团队。期间还参与创建了“国际信息显示学会”新加坡-马来西亚分会并担任联合主席和国际材料研究会新加坡分会。

　　回国至今，仍旧与新加坡学界等保持紧密联系。目前担任“江苏新加坡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联合实验室”主任，是“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下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

　　记者：作为一名事业成功人士，是什么让您选择放弃海外的生活回到中国?您觉得现阶段中国相比海外的环境有什么优势?

　　黄维：钱钟书先生曾将人生比作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事业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目的大都如此。”这种感受也可以借用在出国和归国的话题上。为什么回到中国，用现在最主流、但也最简单的三个字解释就是为了我心中的“中国梦”。

　　我是2001年底回国服务的，算是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海归”。当时回国时候国内外的软硬件条件差距还很大，对于海归人员的支持政策也还很单薄，远不如现在这样大手笔、大力度，收入和待遇相比较于当时国外的收入水准来说可谓悬殊。当时，义不容辞、奋不顾身、甚至是一意孤行地选择回国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深受国家飞速发展的现状所鼓舞，很想回国来做一番事业。20年前我在国外学习工作时，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和发达国家科研水平的巨大差异，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有巨大鸿沟。也正因为此，让我更加有雄心、有动力、有梦想，希望把我在国内外工作期间所积累的所学、所获、所想贡献出来，一方面学以致用、学以致知，把那些先进的科技前沿、创新思路带回国内，为发展新兴学科和新兴产业做出贡献，参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多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经验和做法引入国内，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建言献策、尽己所能。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在国内外发展期间，面对着从政、经商、治学等众多的选择和诱惑，始终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将学术创新进行到底，将服务祖国、报效祖国坚持到底。回首这十多年辗转上海和江苏的经历，可谓酸甜苦辣，四味俱全!但总体收获还是喜人的，丰收之甜大于创业之苦，激情之辣强于心态之酸。我在打造团队、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就，亲眼目睹了政府对广大侨胞、海外高端人才的归国创业、造福桑梓的重视之切、期望之深，欣喜地感受到了国家大力提倡智力转化、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强调高端人才引领科学发展、创新驱动的大好局面。我想，作为海归人员，我们是生逢其时，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创新能力近些年来有了快速提升。在硬件设备上，可以说我们不但不落后，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国外水平。随着一系列高端人才计划的实施，生活待遇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也逐渐和国际接轨，落差逐渐减少。对海外高端人才而言，更大的优势则体现在发展速度、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上。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给予高度重视，给予了各方面的鼎力支持与盛情款待，这对深受透明天花板等发展瓶颈困扰的海外精英人才来说应该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记者：近年来，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不断壮大，年龄层也越来越小，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发展的必然阶段。一方面，体现了国人的视野愈加开放、经济实力愈加雄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当前国内一些教育体制弊端的应对措施，例如应试教育、学生负担重等等。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激活了国内教育体制全面融入、参与国际竞争，对于我国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办学水平、改革教育体制等等方面应该是大有益处的。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做出各项部署，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纵深改革，综合竞争实力的提升，留学工作应该会更加常态化。而且从发展趋势上来说，不仅会有越来越多出国留学看世界的中国学生，还会有更多地来自海外的学子到中国来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记者：久居海外，刚刚回国您是否有不适应?怎样调适的?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回国后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对国情的重新认识。事实上，在国外期间我与国内的联系还算较为密切，也时刻保持高度关注，自认为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心。然而，真真切切地回来以后还是有许多的不适，出现了很多无法预计的矛盾和苦恼，不得不克服身处不同环境、文化、思维之间的差异等等。例如，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常常鼓励的是出挑张扬的个性甚至于个人英雄主义，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理念下需要的是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秀于林”的“木” 很难被接纳反而会受到更多的排挤与打压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海归人才最大的价值之一也是在于其国际化的观念，这些不圆润的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更有价值，因为两种文化的交融和渗透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海归的特色倘若改变了，完全融入、彻底合群，棱角尽失、个性皆无，可能也是憾事一桩。我们所作的努力就是希望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圈子内减少这种落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汇贯通。所以，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努力所尝试的，就是要在机制体制方面有所创新，不仅仅在硬件方面要提升，更要在文化方面与海外接轨，通过融汇国外优秀的管理经验，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氛围，通过全球化视野下的深入交流合作，形成一个东西贯通交流的纽带或者桥梁，打造一个“海外人才缓冲带”，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尽快适应飞速变化中的国情，减少回国发展的不适感、尽快进入角色。

　　记者：吸引优秀的海外人才回国一直以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您认为侨联及当地政府机关可以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就业/创业?

　　从2001年9月开始回国创业至今，除了在科学技术创新、政产学研合作拓展方面不懈努力，建设了有机光电子学科技创新团队之外，我也在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学术高地方面奋力开拓、用心甚笃，前后已吸引了200余名海外科技精英“智力回流”、为国效力。

　　吸引和服务海外人才、特别是侨胞中的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服务科学发展，需要广阔的事业平台、优渥的生活待遇、高效的体制环境、良好的创新氛围等等。政府在这几个方面可能仍旧存有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的空间。

　　引才的关键是“引心”，事业才是拴心留人的根本，要打造促进高层次人才大量集聚和充分发挥作用的事业平台至关重要。要优先确保人才投资、创新人才制度。当前仍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例如人才流动不够畅通，户籍、档案、社保等壁垒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激励保障机制尚不健全，鼓励人才创新创造、充分体现人才价值的分配机制还有待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不够科学，评价方法单一;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等。而且，办事手续冗长繁杂、事事都要托关系、寻门路等也被很多海外人才所诟病，亟须简化手续、减少流程，必要时可以建设一些绿色通道。

　　要格外注重人文环境的营造。整体来说国内的压力较大、相对浮躁。对于科技创新来说，需要形成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真诚协作的学术氛围，教师能心无旁骛安心于教学科研，学生能自主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

　　此外，环境污染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问题也比较受到关注，需要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记者：您有什么话希望对还在海外求学的中华儿女说?

　　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历史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和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个伟大复兴的国度里正不断见证着奇迹的发生。热忱欢迎每一个中华学子、甚至包括世界各国的专家回国工作或者来华工作，一起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我认为，现在距离中国梦的目标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当代中国处在自近代以来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与日俱增，我们要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要更加满怀信心地树立基于文化自信之上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比较优势，我们有丝毫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创造性。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仅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取得顶尖的创新成果，十年之后由中国人陆续摘取最具代表性的诺贝尔奖也将不再是梦想。“中国梦”必将成为强大的凝聚力、巨大的正能量，推动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