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会做什么?

　　3个大学生择业的3种可能

　　在少林寺做了四年“新闻发言人”后，朱炳帆准备又一次扬帆启航。四年前，这位中山大学MCA(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管理方向)硕士毕业生，在越来越艰难的“就业季”中，放弃国企OFFER，选择前往少林寺，甘做传播少林寺文化的“勤杂工”，一时被社会“热捧”。上周，朱炳帆对南方日报记者说：“什么时候这些不算新闻了，大家尊重每一种选择，每一个岗位，也许，大学生就业就不再那么困难了。”

　　事实上，“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中大学生代言少林寺”等等的“新闻噱头”已经逐渐从罕见到平常。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以一种更接近自由的方式，阐述着年轻人对社会和世界的想法，做着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份刚刚出炉的全国201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大学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值为4357元，实际签约月薪为3945元;就业“北上广”的向往度在降低。

　　又一个就业季将来临，也许从“朱炳帆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他们如何打破内心约束，寻找多种可能，发现那扇为适合自己的未来而打开的门。

　　陈烁滨的选择：父母的归父母，我的自己造出来

　　陈烁滨每天都必须在10时前清点好一箱箱货品给酒楼配送过去。他一天大约要工作10个小时。

　　这并不是陈烁滨父母乐见的，在他们的规划中，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该去当公务员或者到国企上班，就是不能这样浪迹天涯。

　　陈烁滨的家在汕头，家境优厚，父母一直希望他能照顾家族的生意，尽早立业传宗接代，但他一直想的是走四方，来一番有竞争有压力下的江湖打拼。毕业时他顶着家族压力选择了出海赚生活的道路。

　　那是在一个邮轮公司的船队，他在船上免税店打工。由于是少有的大学生，船上人手又不多，所以陈烁滨“除了日常销售外，还要负责仓库管理、货运、邮轮内的宣传，以及定期参加演习”。

　　“最初就是想旅游，见世面”，陈烁滨毫不讳言，这份工作是最省钱的旅游方式，“最北去过库页岛附近，最南去到印尼”。他所在的船队就穿梭在天津、上海、厦门、香港、横滨、新加坡这几个母港之间，“每回开船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每到一个港口都可以下船游玩，每一次出海都意味着全新的体验”。

　　陈烁滨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遭遇台风，不仅自己东歪西倒，还让他看到不同的人对待生离死别的态度，“有的人会看重一些身外物，有的人则守护自己的家里人……”

　　陈烁滨把这些经历和感悟一点一滴都记了下来，这是他的习惯。“没客人的时候就是读书，记些思考的段子，很散乱的。”他希望能跟着船队漫游世界，记录一个广东人在世界的足迹。

　　尽管自己乐得自在，但家里人的电话、短信却一直“如影相随”，不断催他上岸。

　　陈烁滨最终选择离开船队。但是“走船”的经历让陈烁滨有了一副强壮的身板以及独到眼光。他看好了不同港口海产品在食肆间的市场，“许多船上受欢迎的海产在陆地上未必吃得到”。

　　瞄准商机，陈烁滨在深圳搭起了一家小型配送公司，专门给酒店配送海产品。

　　“不见得每个大学生就得去挤公务员，或者每个出来闯的人都能成功，但失败了又怎样?都是一种经历，也都是一种积累”。他说。

　　陈烁滨每次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几乎都是非主流的，父母一直很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景，不顾约定俗成去做一些不理智的决定，“父母不明白，我在一个优秀的群体里混，不会亏哪里去——我的未来，必须自己造出来”。

　　在陈烁滨看来，他每次选择都需要在两种力量之间挣扎：包括家庭在内的世俗意见和自己追求新鲜、渴望挑战的内心呼唤。陈烁滨说，每个理想主义者都会面临现实的冲击，关键在于如何去平衡。“不走平常路的底气在于相信这条路属于自己，披荆斩棘，也能走到罗马去”。

　　刘天罡的证明：在支教讲台上传递梦想

　　相比起陈烁滨，从北方来到广东的刘天罡“自由”很多。

　　当班上大部分同学在赶考公务员时，他向学校递上了志愿支教的申请，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每个阶段都很匆忙，有时还会被贴标签，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我想停一停，看清楚，想清楚再起步”。刘天罡是85后独生子。“我想证明这一代人是能吃苦的，起码我能吃苦”。

　　刘天罡的偶像是徐本禹，那个曾经走进大山深处支教“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眼睛”的年轻老师。当团中央发起的“西部志愿者计划”张贴出来时，他没有多想就报名参加。

　　然而，刘天罡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愁滋味”。出发前，父亲第二次脑梗住院，需要人悉心照料，但仅靠母亲一人很难两头兼顾。尤其是出院后的康复治疗，基本需要靠刘天罡陪着。

　　“你会发现人很渺小，珍惜眼前人这些老套的话却是那么重要。”他说。直到父亲病情好转，他才在自责和愧疚中奔赴西藏。“那段时间过得很痛苦，每天下课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爸爸情况怎样，觉得很对不起父母。”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刘天罡的心情才随之好起来。

　　刘天罡在西藏林芝支教。他在林芝一中带着3个毕业班的英语课和1个班的地理课，经常还得“全科式”地替班。“最头痛的是，学生们的英语基础太差，连重点班最好的学生也只能考到三四十分，其他人有的能蒙个10来分，有的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完。”刘天罡说，“这也是我要到这里来的最大理由”。

　　刘天罡的学生都是藏族农牧民的孩子。由于离家较远，学校规定学生们上课10天再休息4天。每次回家孩子们还要干一些农活减轻家里的负担。

　　一个以“远方的城市”为题的“梦想课堂”应运而生：从广州到拉萨，刘天罡和其他支教团成员给孩子们讲述了千里之外的风俗和趣事。

　　“有些孩子初中毕业可能就得回去结婚或者放牧，书本知识对他们可能改变不大”，刘天罡说，“但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世界有多大，多有趣，也许能让他们将来走出去看看，这就够了”。

　　为了增加孩子们学习语言的兴趣，刘天罡还创建了两个社团——话剧社和主持人俱乐部。他发挥大学时常在舞台上发挥的优势，利用休息时间教孩子们做节目主持，带他们排练话剧《暗恋桃花源》。“看到他们在台上很稚嫩地举手投足，我很自豪”。

　　一年如白驹过隙。刘天罡没有选择“续期”，而是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留校。“我停下来一年来走这条路并不意味着我更无私，只是我始终觉得生命中的经历、精神上的愉悦是赚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刘天罡说，他是西藏支教的受益者，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些孩子滚了满身泥巴躺在路中间晒太阳，大笑着放牦牛的纯真时刻。

　　离开西藏，刘天罡更加痴恋讲台，他相信这个舞台，有朝一日他能领着学生舞动他们新一段的人生。

　　官俊峰的眼光：能做的，就是应该做的

　　大学毕业3年，换过3个公司，官俊峰一直想做点事情出来。

　　他大学学习的是环境工程学。没想到在学校课堂上学了点皮毛后，他就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有了切肤之痛。

　　大学4年，官俊峰有3年多泡在学校的环保社团里。他和几个同学花了大半个月，从东江水发源地的江西开始，顺着河道游走河源、惠州、深圳、广州等地，与农民同吃同住，一边抽取不同地貌的水样，一边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和分类的调研，最后又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调研报告。

　　“那些水样展出时，很多小伙伴都惊呆了。”也是那一次让官俊峰意识到做出一点事情来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意义。

　　官俊峰第一份工是给一家建筑公司做绿地规划评估。后来发觉无法更有成就感，于是他辞职与几个朋友创办了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开启自己全职NGO生涯。

　　今年2月官俊峰离开了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加入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保护组织创绿中心。创绿中心先后开发了“一杯干净水”、“我测我水”、“守望南极”、“气候与金融”、“源创马拉松”等项目，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位于广州园艺场的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里，20多名不同学科背景但都执着于环保公益的年轻人聚首一堂，有的是硕士研究生，有的是“海归”。官俊峰开辟了一个新项目：保护珠江水。“再不改变，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

　　全职投入NGO是官俊峰的选择。官俊峰希望通过策划项目把服务对象、资助方，甚至还有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对话的平台，从而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群体或促进公众利益的改善与提高。

　　“最重要一点”，官俊峰笑着补充说，这项工作门槛一点不低，薪酬也不差，还有五险一金，“做公益事业不等于零收入”。有人说选择从事NGO的大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对此，官俊峰并不否认，“如果太计较结果，就会有太多顾虑，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成”。

　　在官俊峰看来，没有什么是大学生该做或大学生不能做的，离开校园成为一个社会人，毕业生落眼处、着手处不应仅限“谋生”，而是近20年的苦读后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记者观察

　　有行动就会实现梦想

　　去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创下了历史新高——号称“最难就业季”。但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近发布的数据看到，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比2013年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称为“更难就业季”。

　　如何在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中，走出校园成为一个社会人，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素。

　　在严峻的竞争和生存压力面前，对准毕业生进行“改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的劝导，效果并不佳：毕竟这是关乎个人一生浮沉的选择——你让他去签月薪2000元的合同，但每月房租就要了他1500元，这的确说服不了他们。

　　新一代的就业者，还要面临家庭问题、创业问题，个人积累问题……由此不管是毕业生本身，还是家庭，继而社会，可能都得回归一个问题：接受高等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理性来看，学习应该是掌握一种技能或者一种思维习惯，更好地在人生旅途上得以应用。然而，在“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传统观念下，知识精英仿佛就不能“低就”，不能出现在制造业、销售业、服务业的终端环节，不能卖猪肉、卖米粉、搞运输，不能无所事事地NGO，或者白手兴家地“瞎折腾”。结果，在隐形的职业歧视和功利的就业观念下，“正常”的职业诉求成为“新闻”，甚至引来非议。

　　从“朱炳帆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做到很高的位置，也没有很高的成就，但它有一个名字叫“合适”——他们没有迎合世俗偏见，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的判断，勇敢地走一条合适自己人生轨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