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可谓一所大学的“导师”。蔡元培以包容自由理念改造北大，确立现代中国大学标杆;南开之父张伯苓以“公”“能”二字为尚，奠定南开大学“巍巍”精神。不过，校长同样是一所大学的“总理”。从聘“大师”到造“大楼”，甚至是寻找社会的募捐、校园建设的拆迁，校长都负有责任。尤其是当前，大学不再是自成一统的象牙塔，要行政学术一肩挑，对于校长，无疑是精力和能力上的巨大挑战。

　　高校中行政与学术混为一体，行政资源往往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条件。“四不”承诺的价值，更在划清学术与行政的界限。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就职演讲中的“四不”承诺，引来广泛讨论。

　　实际上，如哈佛、牛津等一些国际知名大学，也大多实行校长“职业化”，校长在担任管理职务时，不再搞科研、带学生。北师大有学生4万多人、教职工近5000人，有着庞大的产业，也有着较高的社会影响，校长的责任之重、事务之繁，可以想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无疑体现了一个学者在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取舍，必将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校长退出学术圈，能避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高校中行政与学术混为一体，行政资源往往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条件。顶着校长头衔，可以获得更多科研经费，在各种荣誉的投票中也可能占尽“人和”之利。从这个角度看，“四不”承诺的价值，更在划清学术与行政的界限。

　　类似的表态，其他大学校长也曾有过。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这些校长的选择，背后折射出的，或许仍是理顺高校体制的共同期待。

　　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多次表态，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厘清校长一职的影响力边界，或许对于求解高校行政化的难题，也是必然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董奇是一位成功的学者，如果因为担任校长就放弃学术，在学科发展一日千里的当下，完全可能因此而被抛弃于学界主流之外。或许，学术与行政难以取舍的单项选择，还需要更为明晰的微观制度安排来配合，既需考虑到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学术生涯，也需要让“校长去学术化”不仅基于个人选择，这是对个人负责、对高校负责，也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