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负面新闻中的当事人，要有自觉的回避意识，多作事实信息的提供者，避免去作价值判断，否则，容易授人以话柄。“邹恒甫微博爆料”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一方面，面对舆论和北大“要证据”的追问，邹恒甫表示已向北大转交了相关证据，称自己并没有躲猫猫;另一方面，北大称“邹恒甫未举出有助于调查具体证据”。这时候，此前一直低调的北大新闻中心，突然发出一篇题为《言论当真诚 自由即责任》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文章称，邹恒甫对北大的“爆料”并不是一种善意、真诚、负责的批评，而是唯恐坏事不成真、恶名不昭彰，极力以激烈言论煽动裹挟民意，将整个事件变成一场建立于“莫须有”证据上的对北大的舆论讨伐。文章说，邹恒甫事件很难被称为“爆料”，因为有“爆”无“料”。使得整个事态朝着“看似争论、实无交锋”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意气、怒气、怨气、戾气的网络混战。

　　这一“特约评论员”文章，实在是北大危机公关的一个昏招。激情澎湃充满气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不仅无助于让北大站在道德高地，反而让失了形象的北大又失了分。

　　其实，经历了初期的舆论被动之后，深陷桃色丑闻危机的北大，正迎来舆情的转机，很多一开始沉浸于对邹所曝爆炸性丑闻的消费中的网众，正从初期的起哄和窥私，渐渐走向理性，开始向邹恒甫追问证据。被逼问却拿不出证据的邹恒甫也在微博上低调地表示认错，他说:“我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源淫乱当然是太夸大了，我当然是指我了解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我说话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痛恨高校腐败者淫乱者，我要大大地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

　　虽然邹恒甫仍在辩解，但他起码认错了，承认了“夸大”，并将“全称”改为“少数”，将“奸淫”改为“淫乱”。应该说，舆情应该向有利于北大的方面发展。可这篇气势汹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恐怕会使舆情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变得对北大不利。

　　为什么不妥呢?有人辩解说，北大被人泼污水了，难道自己还不能站出来说几句话，这也太欺负人了吧?不是不可以辩解，而是以何种方式去辩解。既然北大已经就此事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那就应该让在调查中掌握了事实和真相的调查组去回应——以官方身份、事实依据回应邹恒甫的爆料，而不是让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特约评论员”去作辩解和回应。或者，北大中人也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向公共媒体投稿，或在网络上提供证据，与邹恒甫进行辩论，对邹不负责任的爆料行为进行批评。当然，还可以诉诸法律，向法院寻求保护，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北大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文式批评邹，让人感觉很怪，这个特约评论员是谁呢?是北大自己人，还是花钱聘请的校外之人呢?身份不明不白，观点就没了客观性和公信力。北大是当事人，是深陷负面新闻中的一方，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北大只有公布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并向邹恒甫要证据就可以了，其他的判断留给公论即可。即使诉诸法庭，北大也要等着法院的判决，而不能自己就当裁判，急于去盖棺定论。

　　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公共媒体常用的一种公共表达文体——它的核心要义在“公”，而北大作为被质疑的当事人，是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的。作为当事人，所能做的是提供事实供舆论判断，而不是自己冲在一线去作价值判断，站在自家门里骂门外人。高明的危机公关之道在于，身陷负面新闻中的当事人，要有自觉的回避意识，多作事实信息的提供者，避免去作价值判断，否则，容易授人以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