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注定是本周绕不过的话题，又一批高三学子走进高考的考场，又一批大学生将毕业离开校园。由此而来的就业、高等教育改革等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如今，教育正面临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中国的高等教育需实现高质量、有特色、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如果再过30年，全世界都想到中国留学，中国的教育梦就实现了。而没有教育梦的实现，就不可能有创新型国家，没有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梦就是低水平的梦。
挑战
社会发展改变高等教育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的角色已由组织者转向学习伙伴。
今天，教育正面临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知识的数字化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过去是上课念书，甚至买本新书都很困难，现在互联网、计算机、平板电脑、甚至连手机都具有学习功能了。
这使得大学的知识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大学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都受到冲击，大学的实际效能也受到质疑。那么，大学该怎么办，各类教育怎么提高质量?这些都是涉及教育改革的问题。
过去常说教学相长，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方式已经转向互动，教师的角色已由组织者转向学习伙伴。这在大学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已有大学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造。比如，美国有网络视频公开课。同样讲公正，哈佛教授桑德尔公开视频课讲得非常好。学生就会以桑德尔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老师，如果老师还像原来那样教，学生肯定看不上。而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在进行教室空间结构的改造，很多学校变成民主式的，比如围坐成几个圈，老师在这几个圈里游走，四面墙上都有黑板或电子屏幕，谁都可以演示。学习空间发生改变，变成教师和学生互动的一种网上空间。
此外，许多大学在策划建设有利于学生自学和合作学习的新型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以知识转移为特征的社会参与、自主学习方式整合进高等教育。否则，就可能被淘汰。
大学必须通过知识转移来提供服务，并由此实现自身价值。
高质量教育期待和大众对教育公平要求之间的矛盾改造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给高校带来了新的压力。过去是少数人上大学，现在多数家庭都有子女在大学读书。过去大学生稀缺，到哪里都能找到好工作。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了，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找得着工作。大学教育是否物有所值就成为公众话题，学生的增多也带来就业的压力。当人们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那种台阶式的敬仰、敬畏就没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增强了对公平的呼声，而教育公平理念和追求卓越之间仍存在一定冲突。比如，大家对招生性别的规定比较敏感。北外75%是女生，但有些专业如阿拉伯国家不接受女翻译，学校就想办法多招几个男生，设定招生性别比例等，就会受到批评，说是性别歧视。公平和实际需要之间要找到平衡，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选拔教育，得选拔最合适的人去做这个事。
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也使大学功能发生了变化。有国外大学提出，大学的第三个功能叫“知识转移”。大学必须通过知识转移来提供服务，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个案
一个人的网络教学
一个叫萨尔曼·可汗的孟加拉裔美国人创办了可汗学院。萨尔曼·可汗是个数学天才，为了帮助住在远方的亲人学习，他把自己的教学影片放上网络，后来就办了个可汗学院。可汗学院从给亲戚的孩子讲授在线视频课程开始，迅速向周围蔓延，并从家庭走进了学校。
现在，美国一些学校已经采用回家不做功课，看可汗学院影片代替上课，上学时则是做练习，再由老师或已经懂得的同学去辅导其他同学这样的教学模式。
破题
依法办学破解后4%问题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象牙塔式的纯学院派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国家层面已经优先考虑教育，教育本身又该如何应对教育公平、提高质量、加快改革、提高服务水平呢?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一个萝卜一个坑，机械式的管理已经没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现在高水平教师会像候鸟一样流动，并在流动中提高学术水平，把更新的东西来回传递。
比如在悉尼大学，工资单上有上万名老师，但实际在校的老师没那么多，他们聘请了很多外国学者来学校工作一段时间,还聘请了很多银行等方面的专家给经济学院、金融学院讲课。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原来那种“为我所有才是我的人”的概念不合时宜了。
此外，还有机制问题。比如，北外有140多名外籍教师，但他们不是正式编制，评估时不算他们。社会已经变化了，我们的管理却还是陈旧的。我们现在都是背包袱式的，背上了就甩不掉。
大学越来越多受到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评判和监督，就要思考如何进行大学的内部组织建设，思考大学与社会如何互动。之所以现在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大学与社会还没有相互适应。
我们现在没什么规范，一般出了事就是闹，看谁脸皮厚，脸皮薄的就失败了。
依法办学将是高等教育有序、平稳发展的保障。中国教育界将面临“后4%”的问题，即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之后，教育将面临更大的监督、更严峻的质问、质疑。社会对高校的关注将更加密切，依法办学是必然趋势。
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当不一样的诉求都朝向高等教育时，高等教育就会无所适从，因此必须用法律规范各方面的互动关系。许多国家大学的建立，包括政府的拨款、大学的组织架构都依照一定的法案实施的。出了事根据法律解决，大家也知道按照什么规范进行互动。我们现在没什么规范，一般出了事就是闹，看谁脸皮厚，脸皮薄的就失败了。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无论如何变化，都要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我们现在常说去行政化，其实去行政化主要是减少行政干预，而不是不要管理。可现在政府对学校的干预不是法律规定下的干预，经常是直接干预。去行政化还有学校的问题，学校的管理层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还是教学科研人员的上级呢?按照行政化就是上级，按照法律界定，管理层和教职工只是不同的角色而已。
大学评价从内部评价变成越来越关注用人机构、雇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评估。
现在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教师教、学生学的模式将演变为教师、学生、社会各行业有专长的人士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学生学习空间将大大改变和拓宽。
大学将赋予学生越来越多的研究动力和机会，这方面目前是中国的一个弱点。中国原先不参加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考试)，因为害怕考太好在国际上引起过分关注，考太差又丢人。2010年上海第一次参加测试，分别在数学、阅读、科学方面位列世界第一。中国人学知识能力特别强，但创造力不强，研究问题、提出问题不是我们的长项，今后要加以改造。
从发挥功能角度看，大学将更加直接介入或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社会在发生变化，越来越需要大学的参与。而大学要教出有用的人，必须在这些实际事务中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因此，教学与科研、教学与参与社会服务、理论研究与实际探索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大学评价方式也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参与。现在，从大学内部评价变成越来越关注用人机构、雇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评估。评价也不再致力于打分、评优，而是详细描述大学成功与欠缺之处，以促进大学发展。
未来
高校发展重在提高质量
提高教师水平就得有淘汰，但现在没有淘汰的办法。
大学的内涵式发展是有质量的发展。内涵需要一些外延的支撑，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就是规模与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近几年，量的扩张突飞猛进，现在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是质，但质的提高更困难，因为我们面临很多制度性约束。比如提高教师水平就得有淘汰，但现在没有淘汰的办法。我国现在只能互相挖人，我把你那更好的人挖来，现有的人先养着。如何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
真正的精英教育，不是铺摊子铺出来的，靠的是教育质量。
大学内涵式发展应该是有特色的发展。都想变成北大、清华根本不可能。我到美国发现，中国人对哈佛大学的崇拜超过美国人。在美国人看来，哈佛是美国好学校中的一个，而中国人认为哈佛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两个概念。学校要基于自己的传统、环境和条件，发挥独特优势。比如，我在北师大时，有人提出设置几个小语种专业。我不同意，因为跟自己的特色相差很远。盲目设置专业，拿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竞争，同质化以后就会走向失败。大学必须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化地发展，既不能片面求全，也不能片面求大。威廉玛丽学院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只有1万多人，其中7000多人是在校师生，是美国一所非常著名的小型大学。可见，真正的精英教育，不是铺摊子铺出来的，靠的是教育质量。
要有合理竞争、自由探索、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
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应该是有长效机制的发展。长效机制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具有稳定而又不断完善的开放传统。不稳定就没有性格，不开放就会停滞不前。要追求卓越的发展，就要有积极进取、合理竞争、自由探索、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长效发展也是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有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
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还应是有成效的发展。通过加强和推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升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现在，中国学生想方设法去国外留学。如果再过30年，全世界都想到中国留学，中国的教育梦就实现了。而没有教育梦的实现，就不可能有创新型国家，没有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梦就是低水平的梦。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