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大腕的高考
今年,广东高考人数达到73万,首次跃升到全国第一。
在不同年代,高考有不同的定义。曾经,它是独木桥,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高考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焦灼在这头,悲喜在那头。如今,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生们的选择越来越多。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南方日报分别邀请了“30后”、“50后”、“70后”三位曾经的高考生共话“中国式高考”,感受它背后的社会变迁,为高考学子们加油打气。
■年轮之1952:新中国第一次高考
中大中文系教授、戏剧专家黄天骥:
第一志愿中山大学
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52年的8月15日、16日、17日,17岁的黄天骥在广州参加了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高考。
当时广州刚刚解放没几年,考生不算多,全国高校也只招5万人。黄天骥就读的广州市南海中学,当年全部毕业生只有四五十人,其中有30多人参加了全国统考。“因为解放前没有全国统一考试,那时考大学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考,所以对于当时的青年,高考是很新鲜的事。”黄天骥回忆。
当年没有考重点的概念
走进考场,黄天骥和同学们也很紧张,但不会像如今的考生这样神经紧绷。“因为当时我们经历过抗战、解放战争那段历史,同学们当然希望考上大学,但也不是非上大学不可,出路很多。”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黄天骥第一志愿是中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那时已经进行了院系调整,但完全没有考重点大学的概念,也没有说哪个学校很特别,都是根据对学科的了解,有兴趣就报。”
1952年,黄天骥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中大名师云集,人才荟萃,聚集了陈寅恪、姜立夫、陈心陶、容庚、商承祚、王力等一流学者,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大。跟随着这些名师,黄天骥逐渐走进学术的殿堂并以学术作为毕生的追求。
各行各业都有很好的出路
当时的大学不多,学子们在校的吃住和书籍、讲义全部免费,每月还能领到国家的12元补贴。
黄天骥的高中同班同学中,有几位同学对水利感兴趣,有的考上了青岛工学院,有的考入佛山的大专院校,还有的同学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读了华南师范学院。
60多年过去了,高考虽然不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但仍是千千万万考生头上的“紧箍咒”。
在这60多年里,黄天骥教过几代人,见过成千上万的学生。他认为,时至今日,社会仍应提倡“行行出状元”。应该多去鼓励学生读各种各样的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因为职业学校更注重技能的训练。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不能只有工程师没有高技能工人,各行各业都有很好的出路。“如果把读书上大学当作唯一的出路,社会发展就会畸形”。
■年轮之1977:文革后首次高考
知名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
人才并非必出名校
借读书“走南闯北”
学界知名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是一位从广东潮州农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普通孩子。改变他命运的正是1977年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
1977年冬天,陈平原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被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只录取了27.3万新生,这些人毕业后,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也是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高考作文登上《人民日报》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陈平原回忆,当时的压力其实不大。“因为山外有山,也不知道别人的程度有多高,谁也不敢说大话。既然有机会,那就尽力而为吧。”
陈平原说:“我的同代人中,好多日后在专业上很出色,当初上的并不是一流的大学。不像今天,好像考不上‘985’或‘211’大学,天就塌下来了。其实,没那么严重的。”
对于陈平原而言,1977年高考是至今仍挥之不去的印记。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作者正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
农村子弟若弃考非常可惜
陈平原从潮州的小山村走到广州和北京,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年的高考。有统计显示,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弃考现象开始增多,这让陈平原痛心不已。
“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子弟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还是最为靠谱的。”陈平原认为,农村子弟考不上一流大学,可以考二流、三流的学校。
“农村子弟若真的弃考,实在可惜。很多城市的孩子可以选择的路很多,但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参加高考是进入上升通道障碍最小的一种选择。”陈平原呼吁。
考生不应过分留恋乡土
今年广东高考人数达到73万,超过河南,第一次跃升到全国第一。
对于今年即将走进考场的广东考生,在祝福他们考出好成绩的同时,陈平原还特地提醒:“‘好男(女)儿志在四方’,建议大家填写志愿时放眼全国。除了北大、清华,我们还有很多好大学值得诸位选择。”
陈平原说,当下中国各地城市生活差别不大,广东子弟不该过分留恋乡土,应尽可能走出去。借读书而“走南闯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阅历。
■年轮之1994:扩招前的高考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贺雄雷:
高考作文“凑字数”
“意外”找到兴趣点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贺雄雷曾是中大最年轻教授。去年,他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杂志上,在广东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回忆起1994年在湖南参加的那场高考,他说,当时的志愿表上清一色填的都是计算机系,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调剂到中大的微生物系,“搞生命科学研究,完全是一场意外”。
语文考试未安排好时间
贺雄雷还记得,高考时自己其他各科都行,唯独语文考得不好,“150分的试卷只考了91分,勉强及格”。原来,语文考试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语文考试要考180分钟,但平时模考只考150分钟,贺雄雷习惯性把高考也当成150分钟。考试进行了2个小时后,贺雄雷突然发现作文还没动手。他想都不想,连忙下笔写,好不容易把600字凑齐了。当时的考场规定,距离考试结束前15分钟有铃声提示。但贺雄雷左等右等,铃声就是不响,他这才恍然大悟:距考试真正结束还有50分钟!他只好将作文划掉重写。
正是这个意外,让贺雄雷语文考试受挫,也与第一志愿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失之交臂。
“热门”专业并非人人适合
1994年8月下旬,离开学不到半个月时,贺雄雷收到录取通知书。由于复旦大学没录上,他被调剂到中山大学的一个他“完全没听说过的专业”——微生物专业。
进入大学后,贺雄雷真正接触到生命科学,体味到它的奥妙,才发现这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他一路在中大读完本科、硕士,并于200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态与进化系博士学位。
谈及自己调剂入校,并误打误撞地做上科研的经历,贺雄雷表示,通常说的热门专业,都是很片面的认识。“只有真正接触过,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喜欢,有多不喜欢。据我所知,好多人最后走上科研,都是误打误撞进去的。”
贺雄雷建议,高考后学子填志愿选专业时,不要一味地拘泥于“热门”专业。“所谓的热门,往往是从收入上定义,基本上就是说毕业后‘饭碗上有保障’。如果认为孩子很优秀,要真正成就一番事业的话,通常热门专业给你的机会不会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