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大多出生于1990-1991年之间，这意味着，“90后”登场了。迎接他们的是“史上最难毕业季”——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创大学毕业生人数之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企业招聘意愿低迷。
教育数据咨询公司麦可思日前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称，2013届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进程与上届相比明显下滑。
这些“90后”毕业生仍在观望、等待。父母辈的要求、师兄师姐的切身体会，让他们很早就知道需要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数据和相关调查显示，目前让大学生满意的工作多是公务员或者国企中的职位。
然而，这些工作的获得相较于民企、外企岗位，可能更依赖于权力及关系。
这是一个阶层流动日益固化的社会，“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理想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困难比较大。大多数人觉得没什么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
四年前，年轻人挤过高考独木桥走进大学校门。四年后，面对这样一种有落差的社会现实，他们何去何从？
毕业这道坎
对从四川南充农村远赴北京读书的陈鸣来说，毕业是道坎，关乎留北京还是回老家。偏偏今年夏季，竞争尤其激烈，有699万高校毕业生告别校园走向社会，创纪录的数字成就了“史上最困难就业季”。“父母当时机遇不好，就等着我自己去改变。”1991年出生的陈鸣告诉自己。但这种改变并不顺畅。保研和考研相继失败后，中国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他又被万学教育和京东商城拒绝。
全球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咨询的调查显示，虽然毕业生较2012年增加了19万人，但企业的招聘意愿却未见增长。45%的企业今年没有校园招聘计划，在有计划的企业中又有近七成公司计划招聘人数较去年不变或缩减。
公务员招考规模确实在扩大，从2011年度的9763个职位、2012年度的10486个，增加到今年12927个。同时增加的是参考人数，2011年度突破90万人，随后数字仍逐年攀升，至2013年度，有111.7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
同样就读于北京的高校，家境更好的赵旗无法体会陈鸣的压力，他父亲是东北某市官员。这个夏天，赵旗计划到美国旅游一个月，由于工作不好找，他决定毕业后自费到香港读一年研究生。
正在陈鸣焦虑的时候，他的一名同班同学借助其局长父亲的关系，进入江苏老家的中国建设银行。而陈鸣远在农村老家的父亲，显然无法提供类似的帮助。“没什么可羡慕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于同学有个官爸爸，陈鸣说。陈鸣求职时尽量选择那些需要真才实学、不需要动用裙带关系的工作，比如销售。陈鸣掂量，这类常年背负业绩压力的苦差事，就算别人有关系，也看不上。
最终，央企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北新建材股份公司看上了他。每年给陈鸣大概4万薪资(扣除五险一金)，销售和提成另算，并提供住宿。“公司可能会解决北京户口。”陈鸣对薪资待遇挺满意，并对公司勾画的晋升机制充满期待。
关系是能力？
就在百万应届生抢“饭碗”之际，在一家国有银行广州支行工作的苏帆，连续四年被安排了一些特殊的“实习生”跟着她学习。“有湘潭某公安局局长的女儿，有珠海某机关领导的儿子，”苏帆笑言：“我可不敢安排他们加班，做错了事我都不敢多说什么。”
苏帆分析，“90后”的父辈是“60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们赶上了很多好机会：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把握到机会的，如今正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这意味着混得好的‘60后’有能力给后代提供更多机遇，”苏帆说，“反过来说，混得不好的‘60后’，他们的后代可能更难跟别人竞争。”
苏帆2007年通过公开招聘进入该单位，她留意到，后来很少有公开招聘的机会。而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越来越朝“体制内”回归。中华英才网的数据显示，一年多以前，50家大学生满意的就业单位中，21家是外企。今年，大学生满意的企业里，外企数目下降到3家，其余多数是国企。
对于父母是官员的年轻人，人们一般称他们为“官二代”。听到这个称呼，赵旗说：“不至于吧，”他停顿一下后又说：“我父母还不是部级干部呢。”
不过，赵旗坦承：“父母通过他们的努力，为我争取到更广阔的空间，搭建了更通畅的道路。”
赵旗也是国企偏好者。他已经打算好，从香港读书回来后会让父母帮忙安排进一家国企。因为国企除了比拼能力，更讲求人脉资源。“比起外企那些纯靠能力的地方，我更有优势。”
在赵旗看来，过去读书阶段是凭借个人努力，但是到了社会上，“关系比一切重要”。他认为父母帮忙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有这样的资源，为什么不利用呢？资源也是一个人的能力体现。”赵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否定“关系也是能力”的说法。他说：“裙带关系不能算是个人能力。国外的年轻人是不愿意这样的，家里再有钱，也不想靠家里。”
“裙带关系是社会不公。”唐钧强调说。
但是“关系”确实在起作用。中国社科院2004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就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清华大学201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表明，“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约280元/月)，这个工资溢价相当于两年教育的回报。研究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5-6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官二代”父母中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比例比非“官二代”父母高6倍，平均收入高1倍。此外，父母的收入对子女工资水平影响最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首份工资水平就增加3%，而户口性质、学历等因素则基本没有影响。但控制了这些变量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仍高达12%。
回到体制内
没有“关系”但仍然想挤进体制内，每年都有不少应届生像陈鸣一样，选择从苦累的岗位做起，甚至忍受“编制外”待遇。
刚毕业的陈鸣不知道，比他大四届的四川老乡周博宇曾在中石油下属单位工作两年始终无法转成正式员工，愤而辞职并写下几万字小说批判体制内人浮于事、裙带丛生的现象。小说在其同学圈子内部流传。不过，周博宇最后还是托家人找关系，进入老家的区政府工作。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资源程度越高的社会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公越严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就越要靠权力、关系配置资源。
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周博宇对陈志武这段话印象深刻。“这就是我们挣扎痛苦的原因，”周博宇说，“不走关系进入体制，生活很糟糕。进了体制内，又发现彼此价值观冲突很严重。”
近年来的经济形势更加速了大学生往体制内走。唐钧说：“上世纪90年代时，尤其是在广州，下海做生意是更好的选择。现在大家也看出经济不景气，企业的优势逐渐变小，工资不会比公务员高多少，工作还不稳定。”
“80后”的汪秋说她在大学时心底里瞧不起那些考公务员的人。从小立志当一名律师的她，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从一个百货企业法务岗位转入福建第一大律师事务所当助理。然而，助理岗位的加班强度和低廉的薪资最终磨掉了汪秋的志气。她在两年后决心考公务员。一次同学聚会，她调侃说没想到自己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竟然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汪秋的同学陈晨宁愿到位于四川宜宾山里的某监狱当公务员，也不愿意在成都一家私企上班。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13就业蓝皮书》称，2009届大学生毕业三年后就业满意度最高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政府机构／科研事业”。“如果说‘80后’是暮气沉沉，那部分‘90后’的选择更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生于1984年的方晓雅评价道。不过她随后想起，自己当年也想留在高校当老师，因为福利好得多，只是苦于关系没有舍友的硬。她只好笑笑说：“好吧，毕竟现在生活更艰难，房价更高了。”
方晓雅如今在广州一家民营教育机构负责人力资源工作，最近她跑了多个城市招聘，仅收到几份简历。一开始她还不理解：“广州不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沿海城市吗？”直到后来，几位学生家长给她打电话问，广州房价高不高，公司能不能帮员工买房，她才醒悟过来，原来房子的重要性超过了工作本身。
闯荡者
“当官的收入或许来得更快，但是跟我的性格和做人的方式不适应。”王鸿廷说。
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拒绝了一家央企，选择了一家民营地产商。后者的老板对他颇为重视。该地产企业的管理培训生计划执行多年，晋升和发展空间备受好评。2011年毕业的一名“80后”研究生目前在这家公司已是经理级别，王鸿廷将其视为职场榜样。
王鸿廷想追赶上像赵旗这样的“官二代”，从丰富自己的生活开始，他找到了骑行这个爱好。“你要找到一种说话方式去接近不同的人。”王鸿廷说。在骑行的路上，他经常琢磨着与人打交道的技巧。他也时不时给从事媒体行业的表哥当“义工”，以求见识知名企业家的机会。
王鸿廷说，虽然他尚未受到潜规则的伤害，但他十分清楚，潜规则无处不在。“当它触犯到我的利益时再说。”不过他坦言，未来一定程度上会加入潜规则的行列。
北京邮电大学大三学生李怡杰，父亲是山东东营市某油田员工，该油田对职工子女的就业有特殊照顾。李怡杰的许多同学，从十来岁开始就想着考石油大学，毕业后能分配到很好的岗位。
李怡杰的父母当年也希望她就读中国石油大学，但她拒绝了。
“我不想回去，我想出来闯荡。”李怡杰在高考时为自己选择了北邮的信息工程专业。往届的师兄师姐毕业后都去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或中国联通。李怡杰却再次不走寻常路。她爱上了互联网创业，和几个同学一起搞了个小网站，竟然还被北京某电商收购了。现在她一边上学，一边在另一家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做产品。
“父母现在挺支持我的，觉得我很勇敢。”李怡杰打算毕业后留在北京，毕竟北京的互联网创业氛围较好。以她的资历，去百度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并非难事，她却更钟情于创业。“在创业公司什么都能做，逼着你学这个，学那个。一个人能飞速成长。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有类似想法的还有她的同事王东。北邮应届生王东放弃了百度年薪20万的工作，来到了李怡杰所在的公司。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百度他只能当一个螺丝钉，而在初创公司他能够创造足以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技术。